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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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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Shenzhen Independent Animation Biennale)”是国内首次以“双年展”的机制举办的独立动画展事。由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OCT-LOFT)主办,旨在从独立动画的观念传播和公众交流入手直接推动独立动画创作的发展,实现艺术在社会中可体现的丰富功能,对当代艺术领域及创意文化产业辐射出巨大的正能量,是国际间重要的动画研究、展示与交流平台。 第二届双年展在2014年12月6日至2015年3月6日举行,以“影舞之眼•视域之外”(Visions & Beyond)为主题。策展人为董冰峰,如果说首届是在向外界强调独立动画的艺术特质,那么第二届双年展则倾向于探讨独立动画的可能性,而非定义“什么是独立动画”。董冰峰引用了德国艺术家、导演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的一段话作为展览的核心—--我把这类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提供信息而生成的影像称为“构建性影像”,这些图像的作用不简单的是再现什么,而是整个系统构建的一部分。 这次展览主要由三大板块,“流动论坛”、“竞赛单元”和“主题展”,相比首届,第二届瘦身很多,只有28组共38名艺术家和导演参展,但作品时段从1920年代至今横跨近百年,类型基本涵盖影像艺术的各种类别和表现形态,而且国际化程度很高,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内为 8 人,其他均来自台湾、香港、美国、日本、 德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 对于为何此次选择“影舞之眼•视域之外”作为此次展览的主题,“影”暗示了与其相生不可分的一面:“光”,也意指影像的传统与其中视觉生成条件。“舞”意味着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意味着观看的时间性,也同时指向技术、装置、机械的运动。“影舞之眼”代表当今通过技术而得以成就的观看──“技术之眼”。“视域之外”则是强调超越当代影像技术(物)与影像及其叙事,反思其背后的生产过程,并期冀从超越的观看、反思中,探索人类深层的欲望并洞悉当代的集体精神状态。 影像艺术在中国发生至今,不过十数年,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当代艺术的发展,影像艺术代表了一种新进的、‘当代性’的媒介思考方式与艺术展示形态。一方面,影像艺术极大扩展了艺术受众的感知与经验,另一方面,又无时不刻的受到社会状况与文化政治的冲击。同样,‘独立动画’既非一种工业边缘的可能性产物,也非仅在艺术系统中才能得以彰显,而是一直试图不断穿行和游戈在历史与未来的一种中介物。 谈及对本次双年展的看法,董冰峰详细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问:今年独立动画双年展,竞赛单元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竞赛单元或者奖项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董冰峰:中国目前有很多的电影节。民间的、官方的等。民间的电影节也有很多,而叫动画节可能更多。有很多这样的平台,有针对性的在培养这样的产业、培养年轻的创作人。第一届深圳独立动画双年展时就设立了竞赛单元,所以第二届也在延续。对我们来说,我们更注重讨论动画的创造性的问题,这次竞赛入围的有很多动画作品,有学动画的学生的作品,也有很多老师、成熟的艺术家的,人员构成比较多样,而且今年竞赛入围作品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很多国际作品。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最近两年比较有想法的动画影片到底是怎样的水准,当然我们也关注这些作品里有无什么比较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所以我们在选片的时候,就比较严格一点,去掉了很多行业的、太模仿痕迹的、或者太商业化的作品。然后竞赛单元的三个终审评委,张真是电影学的背景,王俊杰是新媒体艺术的背景,高士明是当代艺术的背景,但后来大家对获奖作品的趣味和观点是非常一致,就是要去肯定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可能并不是所谓西式的,也不是非常中国化的,可能是不断地变化中的,并不稳定,偶尔会出现的,去肯定一些价值,肯定一些不太一样的语言吧。所以最后获奖的三位导演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是香港的,而获大奖的是伊朗的。如果我们要讨论影像艺术生态也好,或者是说影像艺术问题也好,一定要认识到许多不同的艺术门类以及动画创作、表现的多种形态。 所以我觉得把做影片的人和做装置的人,做当代艺术的和做电影的交叉在一起,这些并置和比较就很有意思。我们也在学理上也做了准备,在展览画册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努力的把几个不同背景和学科的人放在一起来讨论一个比较宽泛的影像艺术的问题,我们希望是大家互相都能有所发现。 问:您之前也做过马德里纪录影展的评审,您觉得国外艺术家和国内艺术家在动画或影像创作中的差别在哪里? 董冰峰:我觉得可能视野不同,但这个对比很难讨论。什么是国际化的?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但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好作品都是具有一种共通性的,它们是超越文化、超越种族,在美学上、技术上都有相当多的共通性。我觉得西方的艺术家更注意美学的问题,更注重艺术本身的问题;中国艺术家可能更注重社会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切身处境的经验和背景,如果你脱离了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去讲一个非常表面的抽象性的、体验性的东西,我觉得可能也不切实际,它反而成了一个行业的样态。比如艾未未,我可能不认同他的一些艺术作品,但我仍然觉得他的一些工作和议题在当下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这样的高度制度化的国家,艺术能做什么?能影响什么,可能非常有限。所以这次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为什么多样化,我们一定要需要把这些问题和思考发散开,回到我们讨论的,关于所谓的一点点艺术创造力的问题,但这个创造力是什么?技术?主题?手法?政治性?我觉得都可能会包含。 问:您怎么看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的作品过于注重技术上的创新,您认为这种现象是正确的一个方向吗? 董冰峰:我觉得现在讨论稍早一点。中国年轻艺术家的机会很多,市场机会很多。很多青年艺术是被所谓的这个产业摧生的。我无意贬低任何的命名为“青年艺术”的艺术项目,我只是说大家被这个机制、被这个生态、被这个急速变化的现场带动的太快。在很多的画廊或者展览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艺术家会主动迎合一种趣味,迎合一种艺术模式,或者是去迎合一种成功的样板吧,他们会尽量减少自己的失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都非常聪明,也非常懂得社交和一些成功法则。但是这种群体性的现象,我想肯定是一个过渡,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在过渡中。我们不妨慢慢看,看看三年以后怎么样,五年怎么样,整个市场转化,美术馆在转化、学术研究在转化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绕来绕去还是回到艺术本身,回到艺术作品本身。一个作品到底能“停留”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也许我们现在看八十年代很多艺术家的东西很讨厌,也觉得很肤浅;再过十年,很多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也是一样,或看九十年代也是这样。如果你不认为艺术并不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产业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独特的体验方式,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对年轻艺术家有什么期待,或者是不对他们有什么期待,只是觉得可能是这个话题的讨论还有点早。 问:刚刚您提到很多作品包括影像或者其它的艺术项目,都很关注艺术介入社会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董冰峰:我觉得这肯定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每个艺术家针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不同的创作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个比较,比如从刘韡到艾未未,艾未未是直接运用身体去对抗体制的,摄影机和权力之间,这些对抗性和意图都是非常直接的,而刘韡这次展出的作品,我觉得完全是关于一个视觉的语言的测试的作品,这里面有色彩的变化、空间的、身体的变化的一种组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位艺术家来说,我们并不一定是强调要去接受他的一段影片或一段视频,对艺术家来说最关键的可能是视觉本身:我到底看到什么?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留下什么印迹或感知的经验?我们看到的蓝色的与红色的屏幕在不断地切换,包含里面那些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纪实影像等等。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反视觉的或者是希望与观众讨论视觉的角度来看,或者到艾未未那个创作的问题和角度的时候,我们是否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对社会状况的反映或记录,或者说一种社会参与的过程。但是这个反映或过程有多少个层级,它每个层级是影响你的感官还是诱发你的行动?你是要上街还是回到美学的系统里面?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对我个人来说,不管是绘画、装置还是影像艺术都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独立动画仅仅是一个题目,在这里面,我们是否能够发掘它影射到社会制度的、艺术状况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要下力去发掘对应的作品,去邀请艺术家、去组织双年展工作的主要出发点。 今年,董冰峰凭借《展览电影: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电影》提案获得2013CCAA评论奖, 谈及策展人的定义,董冰峰更倾向于把策展人定义为研究员的角色。他认为,策展人不仅仅是在做展览组织的工作,而是必须有更长的时段在从事某一个或一些连续的艺术问题的研究。 董冰峰认为,策展的本意,首先是作为博物馆的保管员或研究员。策展人的养成,也是一个漫长的繁杂的学习和积累的阶段。比如,你必须要有相当的艺术史和艺术鉴赏的基本学养,而且要长时间的博物馆的学习和工作经验的准备,最重要的是,策展人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研究课题和持续工作的主题。比如日本,策展人是叫学艺员,董冰峰认为这个定义就非常谦虚、而且工作职责也非常明确和有序。 “国内现在的美术馆、画廊,绝大部分的艺术生态里边,最缺乏的就是研究的工作,缺乏研究员、研究团队对一个持续工作的艺术机构来说,长期来看问题可能会非常突出。每个机构的展览运转都非常快速,要求周期都非常短暂,很少有会去准备三年、五年的项目,这都是非常短视的眼光和方式在运作。策展就是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策展。更何况现在,当代艺术的问题也绝不止于我们熟悉和了解的艺术本身,很多周边的学科或者社会的状况,都需要去学习和了解。”董冰峰说。 谈及当代艺术概念:西方与非西方观点甚至冲突,他认为,当代艺术不应该被限定。董冰峰以书系中的《什么是当代艺术?》一书举例,“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种关于当代艺术的观点,几乎没有雷同或相似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对当代艺术持批评态度的人占多数。同时,这里面透露出一个问题,当代艺术并非是简单的西方中心论的,一直就是西方/非西方快速的互动中的。西方的当代艺术对非西方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有巨大影响,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种非常不同的、激进的抵抗西方当代艺术的策略。” 谈及如何评价一个策展人的工作,董冰峰认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就是,首先策展人能够提出什么问题,这些问题针对当下(或历史)有何重要意义。所以说展览的主题或题目非常重要; 第二点,是发言位置,高士明也谈过这个主题。发言位置对于策展人而言,就是你的工作背景和讨论的平台。这个位置可以包括很多种:比如在野的、体制的、美术馆的、还是大学的,也可以是职业的“位置”:科学的、哲学的或者其他学科的。你的发言位置与你的问题意识有什么紧密的关系,这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你的工作思路和有效性。 第三个是呈现方式。衡量策展人工作最重要的、也最直接的就是展览的呈现方式,呈现方式可以包括展览中的,比如文献、研讨会、展厅和作品的处理等所有完成展览工作中的工作视野和开放程度。当下的艺术展览,所要面对和处理的课题非常繁复和艰涩,当然,在中国我想可能要求要高或更复杂,不仅要面对艺术的、历史的问题,也会有社会的或不可回避的政治的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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